(谨此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1983年，中国猪年。我的本命年。记忆之中，本命年没有什么好事。有一件事，让我难过了几天。1983年2月4日，一位美国歌手死了。她叫卡伦·卡彭特，全球知名的美国流行歌手。这位没有爱过专业训练的通俗歌手，以她独特的醇正音色影响世界。她演唱的歌曲《昔日重来》、《世界之巅》已成旷世经典。然而，年纪轻轻的卡彭特却因减肥而患神经性厌食症，是日突然辞世。当时的报纸，仅仅在角落里登了一条短短的文化新闻。那个年代，我喜欢两个女人，一个是邓丽君，一个就是卡彭特。十几年后，当邓丽君在泰国突然去世的时候，这种悲痛的心情，亦无法言表。

    这一年，冷战尚未结束，世界并不太平。1983年3月8日，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公开称呼苏联为“邪恶帝国”。同月，里根总统又推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个“拦截导弹”的技术，生生将苏联拉入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从而使苏联元气大伤。美国人在忙，苏联人也不闲着。几个月后，苏联人用Su-15战斗机的导弹击落了一架大韩航空的007号民用航班。据苏联人的说法，该民航客机偏离航道飞进了苏联领空，其目的是为美国人刺探军情。该机经警告无效而被击落在库页岛西南方，机上乘客及机组员269人全数罹难。美苏两国，几乎是这个世界的电磁两极，相互制约，维系着这个星球的脆弱平衡。这一年，只有一件事令人兴奋。美国人主导的TCP/IP协议取代了旧的网络协议，从而成为今天互联网的基石。这个协议，让我们今天知道了，计算机通信协议中的IP是个什么东西？！

    中国人似乎不想做“第三极”。按小平的说法，中国人应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因为，中国需要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因此，中国积极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牵制苏联和东欧集团；另一方面，勃烈日涅夫死了，安德罗波夫上台，中苏关系里的意识形态成份，似乎有转淡的迹象，发展正常和睦的国家关系，已成为政治家嘴里的常用词。这一年，胡耀邦还以总书记身份访问了日本，拉开了“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序幕。中国人着力打理国际关系的真实目的，这是因为政治家们必须眼睛向内，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种种变化，各种文化思潮蜂涌而至。如何把握发展方向，防止各种干扰，平稳地前进，已是头等大事。

    1983年3月7日，中国的媒体报道了一个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进典型”。她叫张海迪，一个残疾人。张海迪因奋发自强而荣获“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当时，《中国青年报》通讯的标题是《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称其为“八十年代新雷锋”，中国的“当代保尔”。张海迪，1955年9月生于济南。她5岁时因患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她从童年时代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先后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15岁时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莘县的一个贫穷山村，然而，她不惧怕艰苦生活，相反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奉献自己的青春，为山村里的孩子们教书。同时，她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针灸治病，仅在莘县期间，就无偿地为他人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广泛赞誉。后来，张海迪还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疾病和困难，精益求精地进行创作，写下了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并翻译了《海边诊所》、《丽贝卡在新学校》等外国作品。张海迪因此而成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作家、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其实，1983年的中国，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张海迪，自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张海迪的最大价值，似乎就是她的一句话“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一坚定信念，似乎想回答当时中国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邓小平甚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中国的政治家们，希望张海迪成为一种社会道德力量，从而影响当年一大批因西风渐入而思想迷茫的中国青年人。

    当年的中国，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虽说已近尾声，但人生观的结论，似乎仍未破解。这场讨论，源自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署名“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这封信中，潘晓在信中写道：“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这封充满迷茫的信，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其实，潘晓并不是一个人。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潘晓”者，仍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潘祎的笔名。这两个人，据说素不相识。然而，他们却在《中国青年》杂志的“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的调查中，被杂志社的总编辑关志豪和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等人，硬生生在拉在一起，从而成为影响当时中国的一个代名词。当时的青年，普通都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当年，我们的真诚和信仰，几乎在一夜之间，像雪崩一般被冲毁了。我们的感觉就是“上当受骗”。人生的困惑，摆在我们的面前，甚至到了无法摆脱的程度。这种痛苦，是一代人的痛苦。但是，张海迪的典型形象，解决了这些困惑吗？至少我是怀疑的。多少年来，我们的典型宣传，至少在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时代等方面，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其实，中国的社会思潮，对当时的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影响中国社会。“精神污染”，这个词，被人提出来，拎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也就十分正常了。在那个年代，也确实有一些人，用某些“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们灵魂”，这些现象，后来被归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因此，正是从十二届二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展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不管后人的评价如何，邓小平提出的“精神污染”问题，其关键则是中国应该举什么旗，坚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对外开放，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推倒重来。这是邓小平这一代政治家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当然，那个时代，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反对“精神污染”的同时，也把一些合理的价值观道德观，一并“清除”掉了。

    据说，关于“精神污染”的讨论，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署名汝信的文章，即《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该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1983年3月13日，正好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为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以纪念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重要报告。但是，会议一周前，北京还有一个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有一个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讲话，大胆涉及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据说，这篇文章，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批判，其中包括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周扬的文章，据说没有被发表。胡乔木曾给中宣部打电话，明确表示讲话不能发表，他还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胡乔木的观点，应该代表了一部分老同志的观点。周扬的观点，最大的问题，显然被人同当时的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了，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按理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其主要议题是整党。其目的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比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但是，“精神污染”中涉及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则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虽说与文化界和社会风气，特别是淫秽出版物和社会道德败坏现象不尽相同，但也有些人将其视为“精神污染”在思想战线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重大的、不能回避和现实问题。因此，邓小平在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讲话，将两个问题一并提出来了。他指出，会议的内容，一是整党，二是“精神污染”。此后的《红旗》杂志20期，亦发表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无形之中，该评论将“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升格了。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22日则出现在头版头条之中，23日又出现在社论中。此后，“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一下子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字眼，而“整党”的工作，则退居次位了。显然，这也是一场运动，是运动就要表态。此后的日子，不断出现地方大员的表态言论。当年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位老人，曾说了一件小事：“精神污染”一词频繁使用，以至于《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1983年，还有一桩影响中国的大事，这就是“严打”。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为迅速扭转社会治安不正常的状况，必须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实话实说，“严打”，扭转了社会治安的混乱局面，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当时，中国的治安状况，确实相当严峻。也有人将其归咎为《加里森敢死队》的播放，致使一大批返城知青，因为没有正当工作而流荡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1983年初，中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二王”叫王宗方、王宗玮，兄弟二人。他们在大年三十枪杀四人，然而从辽宁沈阳一路杀过河北、穿过北京、越过河南、深入安徽，最后潜入江西。这一案件，令中国高层震惊。“二王”后于9月18日在江西广昌县被击毙。中国的治安状况，已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邓小平发话了：“解决刑事犯罪的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据了解，1983年8月开始的“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一年的时间，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这一规模，可能仅次于1950年的“镇反运动”。不可否认，这次斗争，确实改善了中国的治安环境。这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然而，这一次“严打”，是否也有扩大化的问题。有些人，是不是也有量刑不当的问题呢？1983年的上海高干子弟陈小蒙、胡晓阳等人强奸流氓案，便是一例。《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的陈小蒙和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胡晓阳等人，通过勾引青年女子到起居处跳舞的方式，实施奸污等罪行。最后陈、胡两人，均被处以死刑。那些日子，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射击场，也经常有枪毙死刑犯的消息。有些邻居，还曾跑去观看，并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这场斗争，首次提出了“从重从快”的司法概念。90年代后，我在上海当政协委员的时候，曾写过一份议案，提出要慎用“从重从快”提法的建议。因为，“从重”可能就意味着“量刑不当”，“从快”可能就是“程序失当”。这份东西，据说引起了注意。至少，“从重从快”这句话，现在不怎么提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1983年，我在《新民晚报》体育部当体育记者。这一年，体育界的大事，无疑是“胡娜事件”。1982年，中国派队参加著名的网球联合会杯，中国球员胡娜出走。一年之后，胡娜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此举招致中国政府不满。4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次日全国“体总”则决定停止自1979年以来的中美双边体育交往。胡娜是一位出色的网球选手，她曾获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以及世界青少年冠军。她渴望参加职业比赛，渴望有更好的机会，其愿望是好的。但是，她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不可能为她参加职业比赛创造条件，她也不会明白，台湾等方面的政治因素的介入，最终会毁了她的前程。因为，体育从来不是单纯的体育。胡娜最终也没有成为顶尖的网球职业高手。她的最好成绩，也就是一度进入世界前50位，昙花一现了。

    这一年，还发生了卓长仁等人劫持中国民航296号航班的事件。卓长仁是辽宁沈阳人。他们曾在国内犯法，因而劫持了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该民航班机迫落韩国，卓长仁等人后被接往台湾，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六义士”之一。卓长仁后因绑架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并将其撕票杀害，被台湾方面判处死刑。2001年8月9日，卓长仁等人被执行枪决。

    1983年年底，我非常崇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首次在香港举行巡回演唱会。据说，盛况空前，场场满座，引起轰动。邓丽君还当选为“香港十大杰出女青年”。不过，我看到这次巡回演出的盛况，已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一盘从境外带入的光蝶，至今仍保存着。邓丽君，终其一生，都没有踏上祖国大陆。这不能不是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