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人不经意地发现，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洗澡票、烟票、肥皂票，等等，悄悄地在国人的生活中淡去。“没票寸步难行”的时代，铁定着要消失了。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照例发布了1985年的“一号文件”。文件的全称是《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这个“一号文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少数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外，其余全部放开，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正在淹没中国。这一年，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被改为“合同定购”，农产品购销体制也走向了“双轨制”。中国的价格改革开始起步，副食品价格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也正式推行。

　　中国人开始谈论一个时髦的概念：消费。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商品的充足，老百姓的消费自主性日益增强。同时，当时的中国，法律法规滞后，消费环境很糟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们在谈论消费的同时，也谈到了消费的权利保护。1985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同意中国消费者协会成立。这个组织，已在三周前成立，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我们还记得，当时的中消协成立之初，处理了大量的冷暖风机的投诉。当时，中国的空调还没有普及，冷暖风机，所谓的“小空调”特别时兴，但是质量低劣，还极易燃烧起火，祸及百姓生命。中消协在这一年，连续发了许多的消费警示，提醒老百姓注意免受其害……当然，这种消费者权利保护，还处在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直到好些年后，中国的老百姓才知道，消费者的权益是相当宽泛的。比如，他们的消费权应该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以及法律赋予的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不过，后来也有人将损害赔偿权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出现了专门的“打假专业户”等等。

　　1985年三四月间，有两个重要的国际人物去世了。一位是中国的北方邻国苏联的领袖，契尔年科，苏共中央总书记。自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到安德罗波夫继任，再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苏联经历了一个政治人物的“走马灯”时期。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核心人物，他的“人道社会主义”，以及提倡的“新思维”，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瓦解。中国人眼里的“修正主义苏联”，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对中国而言，出现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毕竟，长年僵持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了。另一位，则是“天涯若比邻”的“山鹰之国”的领袖霍查同志。这个巴尔干半岛的小国，长期得到了中国的无私和全面的帮助。但是，1977年之后，霍查坚定地反对中国的一切政策，断绝了中国的任何联系。这件事，似乎也让中国开始反省，中国是不是要担当起拯救全世界的政治使命？国际关系的拿捏，是不是应该以意识形态为行为准则？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韬光养晦的政策，其目标就是为中国稳定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今天，我们可以欣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正是我们争取来的三十年的和平环境。

　　或许，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了“百万大裁军”的重大决定。1985年6月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１００万。邓小平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后来还扔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其实，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我们的军队建设也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方针，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因此，这种状态的结果，就是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另外，按当时的军队数量，我军的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相当。有限的、并不太高的军费，相当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因此，小平同志一直就有军队“消肿”的坚定想法。现在，时机来临，小平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历史的良机。这一年。中国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11个大军区减为7个。同时，中国对军队体制进行重组，尤其是陆军，军一级部队走向了合成集团军，特种兵兵员数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步兵，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大大加强。中国加快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进程。

　　1985年的中国，有两个人、两件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两个人，一个是马胜利，一个是胡风。马胜利是“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他是中国企业改革的破茧之人。胡风历史评价，则寓示着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破冰之象。

　　1985年7月，中国的报纸纷纷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顿时，马胜利的名字传遍全国。一年前，马胜利仅仅是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他凭自己的直觉认为：“工厂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些”。于是，向上级领导递上了一纸承包《决心书》。此前，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决定》的颁布，迅速加快了中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马承包”可以说是生逢其时。马胜利顺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后来又承包了全国一百家亏损的造纸厂，组建了“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马胜利也因此获得“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和“勇于开拓的改革者”称号。然而，由于扩张速度过快，马胜利的造纸企业集团效益出现大面积滑坡。马胜利后亦被免职。英雄迟暮，马胜利很快被人遗忘。他后来也曾开过“马胜利包子铺”，也曾与一些旧部下和几十名下岗职工搭起了一个造纸厂。但是，他终究没能再创辉煌。直到二十年后重出江湖，出任青岛双星集团副总裁兼双星马胜利造纸集团总裁。这已是后话。

　　1985年6月8日，中国文坛著名的人物胡风病逝。胡风（1902～1985），按现在的评价，他是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也因此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并株连了很多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因而成为中国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才为胡风等人恢复名誉。但是，胡风的平反，是有过程的。可以说，胡风平反，共有三次，即1980年、1986年、1988年，经历三次平反过程。其中，他去世的时候，中央对胡风的评价，在其新闻中又有新表述，中央也做出了新的评价。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又作出了《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胡风的问题，就此了结。但斯人已逝。对胡风的历史评价，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宽容与宽松，都带来正面的影响。

　　这一年，中国还有两件大事，似乎都与体育有关。一是著名的“5.19”事件。曾雪麟执教的中国足球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当时，中国队是亚洲杯亚军，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亚洲级球星。当时，中国队只要有小组赛的最后一战与香港队只要打平即可出线。比赛地点是北京工人体育场。结果，中国队居然以1:2 输给了成绩平平的香港队。比赛结束之后，观众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对话，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酿成了著名的“5.19”事件。这是中国球迷的第一次球场闹事事件，著名作家刘心武和理由甚至还分别撰写了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和《倾斜的足球场》。事件的结果是，曾雪麟主动承担责任，辞去了中国队主教练的职务。

　　无独有偶，十天后，英国足球流氓在布鲁塞尔闹事，酿成著名的“海瑟尔惨案”。英格兰利物浦队和意大利尤文图斯队在布鲁塞尔海瑟尔体育场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中相遇。大量的英国和意大利球迷发生冲突，大打出手，结果导致看台倒塌，当场压死39名尤文图斯球迷，并有300多人受伤。“足球流氓”一词，正式出现在诸多媒体报道之中。英国“足球流氓”也名闻天下。

　　另一件事，也大抵属于体育的范畴。1985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位漂流长江的英雄式的人物尧茂书在金沙江通伽峡遇难，他是触礁身亡的。尧茂书四川乐山人。1979年，尧茂书在美国地理杂志上，看到日本著名探险家植村直己只身探险北极和漂流亚马孙河的报道，因此萌生了一个漂流长江的设想。后又因美国探险家沃伦·肯欲漂流长江的消息而提前两个月开始“长漂行动”。1985年6月12日，尧茂书和他的哥哥尧茂江，到达长江源头。6月20日下午4点，尧茂书将“龙的传人号”橡皮船推下水。长漂的举动，似乎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的青年一代，也是不怕牺牲、勇于探索和无所畏惧的一代人。说来有意思，那个美国人沃伦·肯后来也来到中国，但是，在他的橡皮船被长江的激流打烂之后，他知难而退了。中国的青年人，在尧茂书精神的鼓励之下，付出了牺牲10人的代价，一寸不落地漂完了全部长江。当年，我曾在吴淞口，采访过那支英雄的团队。当时的悲壮与激怀，至今难忘。后来，我也采访过中国的黄漂队员，也写下了不少的文字。这些名字，我们都是应该记下的。

　　尧茂书、孔志毅、杨洪林、张军、孙志岭、万明、雷志等等长漂志士；

　　雷建生、郎保洛、张宁生、朱红军、杨浩、汤立波、张建安等黄漂志士。

　　很多年过去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评，依然在耳边回荡。

　　1985年，中国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尽管，没有什么标志性的记号。也不是重要的年份。但这一年，是整个八十年代最具精神变革的年份。物质的满足，外界接触增多，社会文化也呈现多元态势。我们欣喜地看到：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也可玩了，且被承认为体育比赛项目；中国的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登上了法国的Ｔ型台……后来，外国的乐队，也被允许到中国演出，门票也达到昂贵的程度。

　　也是那一年，我的工资似乎也长了。三位数了。呵